李力群：苦难让我宽容

李力群：苦难让我宽容

作者：李力群

01

我和高岗结婚

毛泽东是媒人

江苏邳州人，1920年生。

我的父亲曾担任国民政府的县长职务，而我的二叔则是中共党员。

二叔对我比对父亲还要疼爱，自从我考取了徐州女子师范，他便时常亲自前来看望。

1937年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广大青年学生纷纷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运动之中。我的二叔当时曾语重心长地对我说：

“若欲投身抗日救国的事业，延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。若你和你的同学们有此意愿，我可以代为联系，请我的上司朱瑞同志为你们开具一封介绍信。”

于是，手握朱瑞致林伯渠的介绍信，我与四位女同学一同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旅程。。

我受命赴陕北公学深造。正是在那里，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陕北公学

我常怀揣着上前线的渴望，以期在收复家园的征程中贡献自己的力量，然而，这份愿望却始终未能成真。

1939年十月，我圆满完成了中央党校的学习，步入中组部部长陈云的办公室。他亲切地询问我：

“毕业后打算去哪儿就业？”

我回答：

想去前线打鬼子。

陈云未答，反问：

“你在中共中央党校期间，是否了解讲授党建课程的具体授课人是谁？”

我说：

“不识，高个。”

陈云说：

他，便是陕甘宁边区的缔造者之一——高岗同志，如今即将派遣你至其麾下担任职务。

陈云

听了后，我心情低落。

不愿去前线。

此外，我总觉得那位来自陕北的讲师颇有几分质朴之气，对此我并不感到喜爱。

共产党员理应服从组织的安排，此乃党的纪律所在。我唯有感叹：

“我服从分配。”

到了边区党委秘书处工作。

高岗在延安

在一天的暮色中，高岗踏入我的居所，邀请我一同前往杨家岭拜访毛泽东主席。听闻此行，我内心充满喜悦。彼时，我与高岗之间尚缺乏深厚的交情。

抵达杨家岭后，毛泽东并未与高岗交谈，反而连番询问起我的籍贯、是何人引荐至延安，以及我的年龄。

继而，他向我详细介绍了高岗，强调他作为陕甘宁边区创建者之一的身份，并将高岗与刘志丹并提，称他们为陕北人民的卓越领袖。他呼吁我们向他们学习，正是因为有了他们，我们才能在长征的征途上找到坚实的归宿。

毛泽东问我：

“你懂高岗的话吗？”

我说：

“听不懂。”

毛泽东就说：

“恭喜你，如今被委以边区党委的工作重任，这是一份难得的机遇。务必向他多多学习。未来，你们将共同奋斗在工作和生活之中，相信这将是一段充满幸福相处的时光。”

听闻此言，我心头一震，不禁困惑：毛主席所言我与高岗相处、生活颇为幸福，这究竟作何解意？

毛泽东邀请高岗与我一同在他家中共进晚餐，餐桌上摆放着一碟辣味十足的炒鸡蛋，一盆香气四溢的炒土豆，以及一锅香喷喷的小米饭。

我埋头苦食，战战兢兢，不敢轻易举筷，每当我如此时，毛泽东总会适时为我夹上菜肴。

毛泽东对高岗说：

这位女同志，她是一位纯洁无瑕的青年学生，毅然决然地投身延安的革命事业。你务必要悉心栽培她，呵护她。

毛泽东、高岗

彼时，我对高岗怀有深深的敬意，然而我们之间并未建立起深厚的感情，甚至我对他的存在抱有一丝畏惧。

自杨家岭离别之后，我便将毛主席的教诲置诸脑后，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去。

某日夜晚，王明、王若飞、习仲勋等数人来访，告知我即将举办一场晚会，邀请我参加。

我不愿前往，众人却力劝我务必参加，连王若飞都亲自前来，强行拉我同行。

我深知他们会对我和高岗开些玩笑，因此我仍旧不愿前往。

习仲勋就说：

“你怎这么不懂事？”

不敢坚持，便随他们去了。

踏入高岗的办公室，我随即被引至高岗身旁，并就坐于其旁。

王若飞说：

今日，我们齐聚一堂，共庆高岗先生的喜日。正如毛主席在杨家岭所宣布，已邀请二位出席，并盛赞你们的结合为美满的佳话。愿你们携手共度，白头偕老。

听闻此言，心头滋味难以言表，对于婚姻的真谛我一无所知，恐惧之情油然而生，不禁泪水盈眶。

他们饱餐畅谈后，便起身离去，高岗便携手将我送至他们离去。直至抵达我栖身的窑洞门前，我才情不自禁地痛哭出声。

高岗说：

“若你愿意与我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，我承诺将深情地爱护你，如同对待自己的亲妹妹一般，竭尽所能地呵护与培养。”

那是在1940年的元旦。彼时，高岗与我结为连理，他年方三十五，而我尚不足二十。直至1954年8月17日，高岗不幸离世，我们共度了约十五载的夫妻时光。

高岗一家

02

高岗在延安的两项主要贡献。

婚后，我与高岗赴基层调研。

在那次安塞之行中，他并未选择下榻于普通的招待所，而是选择了入住乡长的家中。

在深入掌握情况之际，他们便会盘腿坐在温暖的火炕之上，点燃一杆长长的烟袋。乡长轻吸一口，随后递给高岗，他也跟着吸了一口。

我心里暗暗想：

他为何这么不讲究卫生？

后来我问高岗：

为何不安排会议、撰写报告，仅仅听取汇报便草草了事？

他说：

与他们在炕头闲聊，方能洞悉真实情况，这正是我们共产党的工作风范。

高岗对我很好，给了我依靠。

拥有一个家，便沐浴在亲情的温馨之中。我对他的情感也逐渐从恐惧转变为喜爱，开始留意他的日常生活。

逐渐地，我开始洞悉他的部分革命历程。他曾在刘志丹、谢子长的并肩作战中历经磨难，数次险些丧命，最终与同志们共同创立了陕甘宁边区这一革命根据地。

刘志丹、谢子长

高岗时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及西北局书记。面对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，一时之间，民众生活陷入极大的困境。

在边区政府举行的一次紧急会议进行过程中，突然遭遇雷电袭击。延川县临时县长李彩云在会议厅内不幸遭遇雷击，当场丧生。一名村民因此好奇地问道，为什么没有将毛主席也击中呢？

消息一经传播，延安公安处便将那位年迈的农夫拘捕，指控其为反革命分子，意图处以极刑。

闻悉此事后，高岗言道：“不可轻率行刑，我当究明其由。”

陕甘宁边区起初人口约150万，随着中央红军的到来，以及来自各地的干部和青年纷纷汇聚延安，人口规模迅速扩大，高峰期新增了近12万食粮需求者。

随着边区农民肩负的救国公粮任务逐年加重，至1942年，陕北的农民们已承担起高达20万担公粮的沉重使命。

边区地瘠民贫，百姓种植的粮食往往仅供自给，因此对征粮任务的繁重多有怨言，一时间，便忍不住脱口而出抱怨之词。

高岗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相关情况，强调农民并非是反对您，实则是因为负担过重。

高岗向毛泽东提议，是否可将救国公粮的数额从二十万担降至十六万担。此四万担的差额，可通过推行大生产运动来实现，号召军队、民众以及党政干部共同开垦荒地，实行自力更生，从而减轻陕北农民的负担。

毛泽东采纳了此提议，那位年迈的农夫遂重获了自由之身。

高岗归队后，迅即着手编制生产蓝图，亲自领队攀登山岭进行垦荒，延安由此掀起了一波气势磅礴的大生产热潮。

高岗不仅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负担，更成功遏制了“抢救运动”的蔓延。

1942年，在中央的部署与康生的领导下，一场名为“抢救运动”的行动展开，导致一万余人被错误地指控为特务与奸细。

当时，延安的机关与学校全力投入抢救行动，昼夜不停地展开“全线突击”。一时间，特务活动猖獗，如同繁星点点，人人自危，有的被逼至疯癫边缘，更有甚者，遭受迫害而走向了自我毁灭。

此刻，西北局机关的一名公务员被错误地指控为日本特务，面临即将被执行的枪决。

得知此事后，高岗即刻拜访了毛泽东。他表达了自己的疑虑，声称难以相信一个出身于农村牧羊的青年竟会是日本间谍。他认为，若此类“抢救”行为不加区分地应用于所有人，那么任何人都可能被怀疑为日本或国民党间谍，如此一来，人们的心思恐怕将不再集中于工作和生产。

此刻，毛泽东亦深刻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，遂即刻对康生下达指令：即刻停止“抢救”，严禁继续斗争。随后，毛泽东亲至党校鞠躬道歉，这才使得“抢救运动”逐渐趋于平息。

1939年，在延河之畔，西北根据地的若干干部合影留念。前排中央左侧的第二位是刘景范同志；第二排左侧的第一位是高岗同志，左侧第六位则是习仲勋同志；后排左侧的第三位是张秀山同志，而第五位则是刘澜涛同志。

03

毛：你去东北，勿忧我安。

1945年，随着毛泽东与蒋介石在重庆的谈判告破，毛泽东随即调整了战略部署。为此，中央在沈阳设立了东北局，由彭真担任书记一职。

毛泽东自重庆归来，抵达延安后，便即刻召见了高岗与张闻天，与之进行了深入交谈。

毛泽东说：

“高兄，你能否暂时赴东北，开辟一片新的根据地？”

在陕北，您与刘志丹、谢子长对建立根据地拥有丰富的经验。相较之下，东北的生存环境更为严酷，日本侵略者统治已久，匪患横行，加之气候严寒。

你年轻力壮，那是对你的考验。

在西北，我毛泽东及党中央的安全问题你放心，这里还有贺龙、林伯渠、徐向前。

你随张闻天一同前往，你们二人分别精通建立根据地的策略与党内的理论工作。抵达东北后，林彪、罗荣桓在前方并肩作战，而你二位则坐镇后方，如此一来，我便可以安心无忧。”

自杨家岭返回，高岗即刻召集西北局委员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，并迅速调派习仲勋至西北局机关，全面负责日常事务的主持工作。

高岗与张闻天同乘航班前往东北，而我等家属则选择了陆路出行。

历经辗转，我携子抵达了哈尔滨南岗区的马家沟高岗住所，却未能一睹高岗的风采。

夜半时分，高岗终于归来，我几乎难以辨认他的身影。他头戴皮帽，身披羊皮大氅，足踏乌拉草鞋，浑身覆盖着雪白的绒毛，胡须凌乱，简直与东北的胡子（土匪）相差无几。

高岗未曾脱下衣衫，便急切地抱起了孩子，此举令两个孩子惊慌失措，哭闹着纷纷躲进我的怀中。

我说：

“你不妨先洗把脸，再去看看孩子，他们几乎都快不认得你了，这位爸爸。”

在陕北的岁月里，我有幸伴随高岗同志左右，亲眼目睹了他如何与民众紧密联络，以及如何开展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。踏入东北大地，他依旧如此，与农民们结为朋友，向他们阐释党的方针政策。

在东北，他们仅用了短短两年多的时间，便成功剿灭了8万余名土匪。农民们分得了土地，家家户户都分到了一头耕畜，这一举措瞬间赢得了东北人民的衷心拥护。我军兵力也因此迅猛增至23万人，是初入东北时的两倍以上。

1946年，东北局进行了一次重大调整，彭真同志被召回中央工作，而林彪同志则接任东北局书记一职，高岗同志则担任副书记。

林彪率军前线奋战，而将叶群及其女儿留在家中。每当叶群前往前线探望丈夫时，她便将女儿托付与我照料。

林彪言辞不多，素来不沾烟酒，而在指挥战场之际，尤其钟爱嚼食炒豆。因此，他将爱女命名为“豆豆”。对于这个女儿，林彪疼爱有加。

此后，林豆豆因父母间的问题承受了深重的委屈，但她坚强地挺过了难关，实属不易。她 whenever 有空便会来看望我，这份情谊至今未曾间断。

林彪接掌东北局之后，对高岗深信不疑。当时，身为第一副书记的罗荣桓因健康问题前往苏联接受治疗，在此期间，林彪身陷战事，后方事务便全权交由高岗掌管。

他们之间的合作充满愉悦，林彪常在诸多将领面前自豪地言道：

“无高岗，难取胜。”

1948年，我与东北局抵沈阳。

随着东北的解放，林彪将军领军第四野战军挥师入关，开赴战场。在此期间，高岗同志接替职务，担任东北局书记、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以及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重任。东北局随之迁至沈阳办公。

1948年，东北局举办了一次重要会议。从左至右依次是：林彪、高岗、陈云、张闻天、吕正操。

随着四野的远行，他们的子女无法随军一同前行，东北局遂作出决策，决定创办一所专门学校来培育这些年轻的心灵。张闻天同志与我进行了谈话，委托我负责此项任务。

彼时，我心中毫无预谋，加之缺乏办学之经验，便不敢贸然应允。

张闻天说：

“无妨，学问之道，重在求索。这项任务，就由你接手，目的地是第一育才学校。”

遵照张闻天的指示，我随即着手寻找校园选址，并四处邀请教师加盟。

赴北京寻访良师之际，我有幸遇见了徐特立老先生。得知我正筹办学校，他不仅为我引荐了诸多优秀教员，更勉励我专心致志，努力前行。

徐特立

1949年，凭借着众人的齐心协力，育才学校得以诞生。

自1952年10月我告别校园以来，时至今日已过去多年。期间，诸多昔日育才学校的校友时常前来探望，这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的慰藉。

04

彭德怀感慨道：“高麻子，我终于真正领略了你的聪慧与才能。”

1949年10月，高岗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职，彼时他正值44岁盛年。

身为国家副主席的高岗，同时肩负东北局党政军的领导重任。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，东北地区的制造业实现了六倍的增长。

1950年，朝鲜半岛战火燃起，彭德怀临危受命，肩负重任，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。与此同时，高岗亦受命主管志愿军的后勤保障工作。

1949年10月20日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，会议期间，与会人员于中南海颐年堂合影留念。在合影中，位于中排左侧第二位的是高岗同志。

彭德怀到沈阳，与高岗开腔取乐。

向您报到。

在朝鲜战事中英勇捐躯的志愿军战士，均就地予以安葬。至于负伤的战士，则被迅速从战场抬出，送往鸭绿江畔，以便后方进行接收救治。

我忙里偷闲，投身于伤员的救助工作。鉴于受伤战士数量众多，后方医疗力量难以应对，不少战士便安静地躺在江畔，因未能及时得到救治，终至黯然离世。

昔日，我们所居的沈阳三经路二号曾是杜聿明的宅邸，金日成与彭德怀亦常至我家举行会议。

彭德怀与金日成

高岗于沈阳特地备下一处宅邸，专供彭德怀居住，然而彭德怀却常在我们家中会议至深夜，疲惫之下，便就地于沙发上小憩片刻。

彭德怀的生活朴素至极，仅需一碟辣椒便能果腹。然而，他的性情略显急躁。在我家中，彭德怀常通过无线电与前线保持联络，我时常能听到他大声斥责他人。

“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快给我下去！”

我问秘书：

“彭老总骂谁呢？”

秘书摇摇手说：

“我们谁也不敢问。”

1951年，随着抗美援朝战局初步稳定，彭德怀元帅在归国汇报工作途中，恰巧途经我家，我们便留他共进晚餐。

饭桌上，彭德怀说：

“高麻子，我方才深刻领略了你的聪慧与勤勉，你在处理事务时既雷厉风行，又深谙战事之道。”

彭德怀回沈后多次对干部群众说：

“在抗美援朝的辉煌胜利中，高岗和洪学智的功绩各占一半。”

抵达北京后，彭德怀亦如此表述，特别是在军委会的会议上，他更是力荐高岗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。

这在后来都成了彭德怀、高岗“阴谋反党”的“罪证”。

抗美援朝后，我与高岗至北京。

初抵北京之际，毛泽东提议让他入驻中南海。然而，高岗表示，鉴于其频繁与计委同仁研讨工作，频繁出入中南海实属不便。

毛泽东：找大院子。

在这般情形下，得益于周恩来的精心安排，我们全家搬迁至了东交民巷8号，那处曾为法国驻华使馆所占据的庭院。

初见此宅，高岗心中便生疑虑，认为宅院过于宽敞，以他之身份居于其间，似乎略显不妥。

周恩来断言，再也寻觅不到比这更适宜的住所，况且，此举亦是遵循了毛泽东的明确指示。

1953年，周恩来见高岗因事务繁忙，家中无人照料，便建议我暂时放下工作，负责料理家务。

每日清晨与黄昏，高岗都会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，而周总理亦不时亲临，与高岗深入探讨工作事宜。

周恩来深怀对高岗生活的关切，忧虑其因工作繁重而忽视了休息，遂指示总政治部安排文工团前往东交民巷8号举办舞会，以期为高岗提供一个放松身心的机会。

我对此事感到不满，向总理表示，如此一来，高岗的负担将更加沉重，他恐怕难以得到应有的休息。

总理表示，每隔一周进行一次，此举有助于高岗得以转换思维，稍作休憩。

张闻天、刘少奇、高岗（访苏）

1954年，毛泽东主席莅临杭州，特意安排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四中全会。他明确提出，会议期间，每位与会者需进行自我批评。

高岗四中全会上自我检查未通过。

一夜之间，高岗在东交民巷的居所顿时变得车水马龙，仿佛演变成了反党阴谋的指挥中心，这也标志着高岗的政治生涯就此走到了尽头。

他来北京14个月了。

2月15日，高岗参与了座谈会。座谈会落幕之后，他归家后并未进食，也未入眠，唯有沉溺于吸烟，整日伏案疾书。

2月17日，身处冤屈之中，高岗的申诉之路遥不可及。在给周恩来留下了一封托孤信之后，他意欲举枪自尽，幸好被身边的人及时拦阻。

中央迅速组建“高岗管教小组”，对其行动实施了全面约束。

高岗曾多次向我倾诉，他常觉得这样的生活不如死去来得痛快，然而心中始终牵挂着我与那几个孩子。

七月下旬，中央办公厅的一位领导邀请我至中南海进行交谈，彼时我已怀胎五至六个月。

到中南海，领导说：

“若需住院接受手术，便不得不放弃孩子。高岗的住处亦需搬迁，你便不宜再与他共处。是时候外出谋职，为自身的前途深思熟虑。”

与这位领导人的一番交谈，不禁让我心情愈发沉重。

那一夜，高岗洞悉了真相，脸上露出了绝望之色。他泪流满面，向我倾诉道：

“我深感无辜。我对不起你，你年纪轻轻便与我结为连理，还共同养育了几个孩子……请不要将孩子流掉，请不要离我而去。”

若未来生活陷入困境，便将孩子送往延安，托付于我妹妹照料。

8月17日的清晨，我察觉到高岗的状态似乎出现了异常，无论怎么尝试推搡，他都无法被唤醒。

我即刻命小女唤来秘书，同时紧急拨通北京医院的电话。然而，医生迟迟未至，亦无人将高岗送往医院，我们只能如此僵持着。

我目睹了高岗的鼾声逐渐由响亮转为微弱，直至悄然无声，最终他安详地离开了人世。

岁至四九，高岗正值中年，而我则年方三旬，家中幼子尚未降临人世，尚在母腹之中。

自高岗逝世之次年始，他与饶漱石一同被指控涉嫌“图谋分裂国家与党的最高权力机关”以及“构建反党联盟”，此案遂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起被定性为“反党集团”的重大事件。

高岗、饶漱石

05

林彪言：无高岗，东北战事难胜。

得知高岗离世的消息时，毛泽东正身处杭州。他的秘书叶子龙曾向我转述道：

主席闻知高岗不幸离世，心情沉重至极，话语寥寥，电话告知周恩来，务必给予隆重安葬，挑选上等棺木，坚持土葬，切勿火化。

毛特别指示：

高岗的子女们由中央组织部负责照料，并在国家的关怀下茁壮成长；同时，需觅得一处雅致的四合院，并配备一名厨师与一名守门人，以便李力群能够带领孩子们居住其中。

高岗离世之次日，我与孩子便迁离了东交民巷8号，带着简囊空囊，迁至新街口的一座老式四合院中安顿下来。

在诞下幼子之后，我将四个年长的孩子送入了寄宿学校，而我和幼子则留在家中共同生活。由于家中缺乏暖气，夜晚时分，孩子们因寒冷而浑身颤抖，纷纷寻求我的怀抱以寻求温暖。

迁入新居不久，一日，一位解放军同志忽然造访，关切地询问我和孩子的生活状况，并询问我们是否遇到了生活中的任何难题。

我询问他的身份，他却缄口不言，仅提及有一位老人曾在沈阳与您共进过餐，并曾留宿于您府上，是他命我来此向您打探。

我询问是否为彭老总，对方却迅速摆手，表示知晓即可。

彭总当年亦遭遇不顺，他却始终牵挂着我们全家，这份深情至今仍历历在目。

在“文革”期间，我曾目睹彭德怀同志被学生从四川押解回京，他头顶着用纸糊成的夸张高帽，被捆绑在巨大的卡车上。学生们对他拳打脚踢，致使他鼻孔流血，嘴角溢血。

彼时，我感到的痛苦仿佛胜过身受，心如刀割，痛彻心扉。生怕被人察觉，我只能悄然溜进洗手间，掩面而泣。

1962年春季的一个清晨，单位人事部门突然传来紧急通知，要求我即刻返回家中，声称有要事相商。

那一刻，我深感震惊，紧接着便是恐惧袭来，心中疑惑重重，不知又发生了何事，生怕自己又要被拘禁。

抵达家门之际，我目睹一辆红旗轿车静静泊于门前，随之步下车来的是叶群。

邂逅叶群时，我既感惊讶又满心欢喜，不禁好奇地问：“你怎会知晓我的住址？”

她从军队得知。

代号“101”自杭州归来，特地命我携同你和孩子们前往毛家湾，他渴望一睹你们的风采。

有人关心，我心中温暖。

踏入毛家湾林彪的寓所，只见林彪正安坐于客厅的沙发上，静候我们的到来。

林彪命其女儿带领我的双胞胎儿女前往电影室观赏影片，而此时客厅内仅余林彪、叶群与我三人独处。

林彪问我：

老高是怎么死的？

我说：

吃了过多安眠药。

林彪又问：

谁给高岗安眠药？

我说：

这些安眠药是秘书每日为高岗所准备的。若非依赖这些药物，高岗难以安睡。

林彪接着说：

在东北，若无老高在后方打击土匪、推行土改、动员民众全力支援前线，我难以取得胜利，部队亦无法从数十万人规模壮大至一百余万之众。

林彪关切地询问我的生活状况，他询问家中用餐是否遇到难题，并特意让叶群为我捎来一些大米和食用油。

我说：

林总，我和孩子们目前情况尚好，主席与总理对我们关照有加。

黄克诚、谭政、聂荣臻、萧华、罗荣桓、刘亚楼、高岗、林彪。

1959年，彭德怀遭受了批判，在此期间，我亦被隔离长达四个月。在那段日子里，我被要求揭露彭德怀与高岗共同从事的反党活动。

1962年下半年，习仲勋、贾拓夫被隔离审查，我又被软禁3个月，让我交代高岗与习仲勋的关系。

在1971年“批林批孔”运动期间，我又被迫揭露并陈述了高岗与林彪之间的联系。

为何每当党内领导遭受批评，便牵涉到高岗，要求我说明情况？

此后，我遭到了下放，被派遣至安徽省凤阳县，参与教育部所设立的“五七干校”的劳动锻炼。

1971年，毛泽东主席与周恩来总理先后两次派遣使者，将我接返北京，安排我在科教组（教育部更名后为科教组）计划司就任工作。

二排右六是李力群

转眼间，国庆佳节将至，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邀请函，邀请我参加国庆宴会，并莅临天安门广场观礼。

不久，我有幸当选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紧接着，又荣幸地成为第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。自此，我的政治生活待遇得到了显著提升。

身为一名平凡的共产党员，我未曾对党有所显著建树，亦未曾料想自己能够荣获如此多的荣誉。

身为高岗的遗孀，我深切感受到了党的深厚关怀与悉心爱护。这实则是对高岗同志数十年来对党、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的一种肯定。

每当我回想起这段过往，心中便交织着喜悦与哀愁，千般情感如潮水般涌动，酸甜苦辣尽皆涌现。尽管历经无数磨难，我们一家人终究安然度过。

在1981年，我得以重返原定职位级别。随后，于1987年，我选择离职，回归家中静养。在此期间，我按照副部长级的标准，享有相应的医疗待遇。

晚年李力群

高岗于逝世后安葬于北京万安公墓，周恩来曾表示，可以为高岗树立一碑，碑文上镌刻“高岗之墓”。

碑立无字。

在那场“文革”的狂潮中，即便是这块未曾留下只言片语的“无字碑”，亦难逃被毁的命运，被无情地击碎成两截。

直至2006年，在组织批准之下，孩子们方为父亲树立了一块新碑，其上镌刻着高岗的名字。

多年来，历经诸多磨难，我从未将责任归咎于他人，亦未曾怀恨在心。毕竟，每个人皆有其独特的处世之道与人格风范。

那些针对我的人，并无深仇大恨，不过是在一时冲动之下，未能自持，犯了错误而已。

高岗并非全然无瑕，同样有过失误，或许在当时他并未深刻意识到这些问题。然而，作为后辈，我们有责任指出这些错误，并从中汲取教训。正如我党曾经历经曲折，现今正逐步纠正过去的错误。